常州博物館藏鐘鼎款識青花蓋缸，為光緒仿宣德款民窯瓷器，器體摹寫鐘鼎銘文及其考釋，氣韻淳古，頗得金石雅趣。這件瓷器是常州畫家李克嘉先生舊藏，1985年為常州博物館征集所得。李克嘉先在20世紀20年代負笈南京美術專門學校，師從著名畫家蕭俊賢先生，尤擅工筆寫意，書法篆隸也見功力，民國時期與馬萬里、房虎卿等畫家一度齊名。

鐘鼎款識青花蓋缸通高18.5厘米，口徑19.5厘米，底徑13厘米，通體施釉，釉面清亮螢白，青料發色清新淡雅，深腹下斂，母子口，器蓋呈盔形，上有環形抓鈕。耿寶昌所撰《明清瓷器鑒定》，將蓋缸列為晚清瓷器主要器型之一。器身和器蓋各摹寫鐘鼎銘文及其考釋五則，器底青花雙圈內楷書“宣德年制”偽托款。環形抓鈕內繪有團花圖案，外側書“仿薛氏鼎鐘文字”、“試仿薛氏銅肙□徒洸”，前后兩段文字字體稍異，前者所謂“薛氏鼎鐘文字”，當是薛尚功所著《歷代鐘鼎彝器款識法帖》，后者所指尚待考識。

薛尚功，南宋金石學者，字用敏，錢塘人（今浙江杭州），生平事跡不詳。所撰《歷代鐘鼎彝器款識法帖》成書于宋高宗紹興十四年（1144），將鐘鼎彝器及少量石鼓、石磬上的款識依樣摹寫，既有釋文，又有考釋。《歷代鐘鼎彝器款識法帖》是宋代金石學著述中輯錄青銅器銘文最為宏豐的一部，雖不錄器形，但編次清晰、考據精允，使之成為中國金石學的重要著作之一。當然，由于身處金石學初創時期，考釋臆測和鑒別不精之處，在所難免。

翻檢《歷代鐘鼎彝器款識法帖》可知，鐘鼎款識青花蓋缸器身摹寫銘文分別為田季加匜、叔旦敦、亦鬲、帛女鬲和梁山銅鋗，器蓋摹寫銘文分別為王伯鼎、劉公簠、伊彝、寶卣和軹家甑，所涉青銅器包括商周與漢代。《歷代鐘鼎彝器款識法帖》有石刻拓本和木刻拓本兩種傳世，石刻拓本僅存少量殘頁，木刻拓本以明崇禎六年（1633）刻本最佳，民國二十四年（1935）于省吾先生博采眾本之長形成匯刻本。將《歷代鐘鼎彝器款識法帖》匯刻本與鐘鼎款識青花蓋缸對照參佐，鐘鼎款識青花蓋缸所摹寫銘文，字形大抵忠于原書，但也存在少量字形變異之處，有些考釋因篇幅過長而略加減省，且少量字句稍有不同，這些字形和字句上的差異應是源于版本之別。

鐘鼎款識青花蓋缸的圖像傳統與圖式旨趣，需要從金石學與博古紋的互動中尋找因由。有宋一代，自上而下的文化復古潮流中，對上古彝器的鑒賞與仿制是重要表征。金石學作為專門之學也發端于宋，歐陽修所撰《集古錄跋尾》是金石學著錄之始，此后呂大臨、薛尚功、趙明誠和洪適等學人各有著述。元明兩朝，金石學總體衰頹，但伴隨明代收藏之風的興起，明代中后期流行以古物彝器為主要內容的博古繪畫。博古繪畫大致可分為兩種，一種描繪文人鑒賞古物的風雅場景，另一種描繪錯落擺放的各類古物。以博古繪畫為粉本移植于瓷器，從而形成了博古紋這一瓷器裝飾主題。

清代金石學發展迅猛，猶如奇峰突起，成為一時顯學。尤其是晚清時期，金石學臻于鼎盛，研究范圍大大拓展，除了種鼎彝器和碑版摩崖，舉凡錢幣、墓志、造像和瓦當等，無不成為金石學家蒐集考據的對象。古物鑒藏活動是晚清文人金石研究之余的雅好，流風所及從朝廷命臣到地方鄉紳，乃至尋常百姓家。瓷器上的博古紋則顯現出兩種不同的取向：一種是世俗化，博古紋的含義被加以引申，凡彝器、玉件、書畫、文房四寶、天文儀器等皆可；另一種則迎合文人的審美好惡，仍以三代彝器為主，并常常在器旁摹寫吉金銘文，竭力追慕古風。前者為博古紋的發展主流，后者也并不鮮見。常州博物館所藏鐘鼎款識青花蓋缸，直接摹寫《歷代鐘鼎彝器款識法帖》的內容，以之為飾，則屬罕見。在金石學者眼中，“金石以款識為重，此古今通例”。 鐘鼎款識青花蓋缸的所有者多半篤嗜古器鑒藏與銘文研究，甚至可能是某位金石學人精細設計、刻意定制的清供雅物，用以堂齋陳設，案牘之余，增添古意。

常州博物館藏鐘鼎款識青花蓋缸，紋飾特殊，獨具匠心，透過這件器物可以管窺晚清時期復古藝術。古代彝器和上古遺文，猶如吉光片羽，既是證經補史的憑借，也是藝術創作的載體，更象征著對傳統的推崇，當時的學者文人多以研究古物為能事、雅事，并將這種喜愛通過日常生活中的諸般器物表現出來。鐘鼎款識青花蓋缸對宋代金石學的遺產進行藝術再創造，融合古調與新風。

（《中國文物報》2017年3月7日8版）